“喂，爸妈我一切都好。”对待父母，我们说过的善意谎言可能远超过真实表达。
有一件事情，胡尹萍瞒了母亲4年。为了圆谎，她甚至拉黑了亲朋好友，一位好友还为此放弃了优渥的工作。
“小芳”是这个谎言的代号。
时光倒回到四年前，从北京回四川老家，胡尹萍发现母亲在编织毛线帽。镇上的收购商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收购这些帽子，一千元就可以收割母亲一整年的时间。
于是，胡尹萍虚构了“小芳”这个人物，以“小芳”的名义高价收购母亲织的帽子，实际上则是自己花钱购买。
“小芳”出现之后，改变也就发生了。胡妈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农村妇女，劳碌、节约、一心扑在家庭上。
如今，研究针法的胡妈会把难得回家的胡尹萍打发到饭店解决三餐，给“小芳”寄快递时，寄件人改写自己的名字，而不是胡爸。
一向胆小的她，甚至还帮十里八乡的阿姨来“小芳”这里争取工作机会。
为了让母亲和阿姨们的一针一线真正转化成市场价值，后来胡尹萍创立了“胡小芳”品牌，开设起了淘宝店。只是品牌之路比她想象中更复杂，市场打开速度远跟不上妈妈们的生产力。
在很多年轻人眼里，母亲那一代人老了，成了“大妈”，她们的“努力进取”成了不可理喻的事。与之紧密相连的是陈旧、保守，是人们口中的谈资，是媒体报道中的“中国大妈出国必带丝巾”“大妈跳广场舞扰邻”。
胡尹萍不接受这种刻板印象： “阿姨们身上让我看到了无限的创造力，她们是被时代小看的人。”
以下，是胡尹萍讲述的“小芳”与母亲的故事。
2015年9月，打钱解决不了的事
2015年9月，我去成都办展，刚好离家不远，就抽空回了趟家。刚到家门口，看到了两个很扎眼的大麻袋，里面全都是灰扑扑的老人帽，大约有几百顶。
我跟我妈了解了下情况，镇上有人来收购帽子，一顶可以卖六块四，但毛线得自己出，织一顶差不多能赚不到三块钱。
我算了笔账，我妈一天玩命打，一年也就赚一千多块，那些商贩用这么廉价的费用就把我妈一年的时间给收割了。
为了省成本，我妈会买劣质的毛线，长时间织磨得她手很疼。这是她后来才告诉我的。
“就是为了打发时间。”在我制止她打帽子之后，她用这个理由拒绝了我。
在我们那边，孩子几乎都在外面发展，一年也见不了几面。
父母上了年纪之后，打牌是她们主要打发时间的方式，他们的生活其实很枯燥。回到北京之后，我有意识地会给我妈多打点钱，但是她转身就存到银行，一毛都不花。
我父母那一代人是经历过物质匮乏的时代的，像我母亲，洗过手的水都会拿个桶接起来，倒不是真缺那点钱，但就是舍不得，她觉得打牌还可能输钱，不如织帽子赚点钱。我们两个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后来，我琢磨了一下，母亲既然不愿意改变，那我能不能换种方式把钱交给她，就让她继续织帽子，我用更高的价钱来收购这些帽子，至少对得起她的付出。
2016年1月，“小芳”来了
“我们一家人，干嘛自己赚自己的钱。”如果知道是我要收购帽子，我妈肯定会这么说，我只能找个人代替我。
于是，我找到了我大学同学出面，又取了一个很大众化的名字，叫“小芳”。
我把经营外贸生意的“小芳”介绍给了母亲，她假模假样地考察了一番母亲编织的帽子，表示对母亲针法很满意。
根据编织的难易程度，“小芳”把帽子的收购价提高了数倍甚至更高，不但出毛线，还跟母亲说织得好会有奖励，这下可把母亲高兴坏了。
我开始从网上买毛线通过“小芳”寄给她，为了保护她的手，我买的都是纯羊毛的进口毛线，母亲说自己这辈子没织过这么好的毛线。
她是一个很本分的人，“小芳”给的毛线好，收购价格又高，她就想着能不能织一些更复杂的针法。
那段时间，她非常频繁地联系我，对自己新编织的帽子不自信，就老想找我参考意见。
小时候，我们一家老小的都是母亲一针一线打出来的，这门手艺她们那一代女性几乎人人都会。
攀比妈妈的针织手艺，是我们小时候常干的幼稚事情。
“好看，特别有时尚。”我和“小芳”都会给母亲这样的肯定，慢慢地，我发现母亲织的帽子越来越多样化了。
有一次，母亲来北京看我，风雪很大，每次出门前我都要带帽子、系围巾，这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于是她自创了“风雪帽”。
一到春天，村里漫山遍野的野花盛开，帽子上便也有了形状各异的花朵装饰。
一个瓜的成熟，一棵菜的成长，一朵云的飘过，都被母亲记录在帽子上。
这些帽子既像母亲的一本日记，更像往母亲体内注入了新鲜血液，她开始敢于自己去想，自己去创造了。
2016年中，绿帽子的矛盾
母亲第一次跟“小芳”提出抗议，是因为别人笑话她织绿帽子。
在我们的观念里，戴绿帽子是要被耻笑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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